唐寅“落花诗”相关研究情况与文献综述
一、对选题所涉研究成果形成的研究现状作综合评述（包括对研究的阶段，研究的角度、具体的层面、主要的观点的总结梳理）；
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约作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后，为诗人与沈周、徐祯卿、文徵明等人相互唱和落花诗的产物。据《明唐伯虎寅年谱》及《唐伯虎全集》等相关文字资料记载，唐寅科举弊案后好佛氏，吸收佛教思想，后期创作的诗歌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据有关学者统计，唐寅古今体诗，加上各种补遗，总数也不过六百首左右，而三十首落花诗占所作极大比例。唐寅一生曾多次书写落花诗，每次所录诗作的数量不同，内容不同，书法风格也不尽相同，可见其对于落花诗的偏爱与重视。目前学界关于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的研究现状如下：
1、关于《落花诗》诗组的研究
《落花诗》为文人唱和之作，因此有论者从沈周、唐寅几人相互唱和的《落花诗》诗组进行研究，探讨对于同一“落花”主题不同诗人的创作情况，包括用韵、内容、书法等几个方面。文师华《沈周与文徵明、徐祯卿、吕常、唐寅相互唱和的<落花诗>》中认为，书法上，以苏州市博物馆藏本的行书墨迹手卷为准，应归入矩而又富有独创性。用韵上，唐寅所唱和的《落花诗》三十首与沈周原作三十首对照，不仅韵部完全相同，而且又二十七首诗所用韵字及各韵字所处的位置都完全一致；内容上，唐寅诗作通过反复描绘暮春时节落花飘零的景象，寄寓了青春易逝、怀才不遇的感叹，流露出看穿忧患、繁华一梦的“色空”思想，沈周诗作主要描绘春残花落的自然景象，引发美人伤春迟暮、人生易老的哲理思考。[1]崔秀霞在《徐祯卿吴中时期诗歌的意象系统与感伤化诗境》中指出，徐祯卿的落花诗则呈现出一种爱玩缠绵的失忆之致，而唐寅之作则相对于其他人流露出一种情绪上的乐观与洒脱。[2]此外，徐楠在《试论沈周、唐寅的<落花>组诗》亦提到唐寅落花诗不着眼于所咏之物的具体形貌情态，重在直陈心迹。[3]
2、关于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唐寅诗歌及其主题的研究论文颇多，其中有涉及到对于落花诗的探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光阴易逝、年华易老的感慨
目前，有关唐寅《落花诗》主题取向的研究都认为，《落花诗》主要表达了诗人对韶光易逝，年华易老的感慨。盛诗澜《唐寅落花诗考》中指出，这既是其年轻时《白发诗》的余韵，又是作者对于科举弊案之后物是人非的感慨，更添了几分英雄落寞的暮气。[4]
2）女性化惜花伤春之思
戴诚、沈剑文在《读唐寅咏花诗》一文中指出，唐寅在《落花诗》中爱花、寻花、赏花、吟花，把花作为客观之物和描写对象，视花为生命之物和有情之物，友花、赞花、惜花、叹花、悲花、怨花、醉花、伴花，心灵细腻。[5]王富鹏《论唐寅性格的女性化特征及成因》[6]与周怡《略论唐寅》中指出其以弃妇自喻，借助于花事遭遇,抒发自己的不遇之慨、生命之叹、寂寞情怀、人生苦闷，抒发其被抛出政治轨道的悲情。
3）封建士大夫的感物伤怀的颓废情绪。
买艳霞在《试论唐寅诗歌的主题取向》一文中指出，《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对落花极尽歌咏，花期的短暂正象征着唐寅在高中解元后曾经有过的瞬间繁华，歌咏落花实际上就是诗人在悲叹自己不幸的遭遇，将精神的苦恼、生活的愁烦、身体的病痛、生命的易逝等等都与花事相联系，以花喻人，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情怀。“多少好花空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可惜错抛倾国色，无缘逢看买金人”、“花朵凭风着意吹，春光弃我意如遗”等诗句蕴含了诗人无限的伤心与落寞，对自己才高八斗，却空被见弃的不幸经历，诗人发出了不平的呐喊。[7]《唐寅与唐寅诗》的作者孙植指出，诗人不加掩饰地直陈心迹，毫不讳言自己的激愤与失意，反复对落花进行歌咏，就是对不幸身世的咏叹。[8]
4）对个性人欲的肯定，反映市民重物求欲、享乐适志的率性风流之作，
有论者结合明中后期市民意识崛起的现状指出，市民意识的核心是对现世生活的各种欲求,乃至对人生命本身的肯定，而吴中四才子冲破宋儒伦理纲常的束缚，通过宣扬食色的本能性和享乐的合理性，来自觉地抗拒礼法社会共认价值对个人生命的强迫，从沉沉相因、毫无生气的思想形态中脱颖而出，承认并追求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这种观点出自王晓辉《从潇洒适志到悲戚忧患——论明中叶吴中四才子之市民意识》[9]与罗宗强《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个侧面》[10]。
还有论者将唐寅《落花诗》与当时心学思潮联系，认为“吴中四才子”由于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同时又受当时心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在诗歌上便有了自由、灵动、率真的特色，但有时又太过浅俗，甚而流露出颓唐之气。汪渊之与谢丹分别在其文章《高启诗与“吴中四才子”诗之比较——兼论明初至明中叶吴中诗风的演变》[11]与《唐寅与明中叶学术思潮》[12]持此观点。
5）文人的疏离心态
梁文宁在《明清文人的疏离心态及其意象载体》[13]中认为，明清时期一些诗人热衷于写落花诗，且常以组诗形式吟咏落花，动辄几十首。这些落花组诗已经不再是偶有所触而为之, 而分明寄寓着作者的人生追求以至理性思考。唐寅等吴中才子正是明中叶最早一批世俗化的平民文人, 他们的生活道路和思想作风与仍占主流的传统士大夫文人出现了差别, 他们疏离了士大夫主群体, 在当时是特异的存在; 而同时又是明代中、后叶俗文化勃兴的先声。“落花”，正是他们疏离心态的意象载体，表现了其尚俗尚趣的世俗化审美追求。当然,唐寅和吴中才子们对主流文化并没有深刻的理性批判, 他们笔下的“落花”形象以感伤柔弱为主, 他们的疏离心态显得散漫浮俗。
6）佛道思想****
王富鹏在其《论唐寅思想的多面性和整体性》[14]与《论唐寅的佛道出世人格》[15]中指出，唐寅曾借助佛道的理论来安慰自己，从他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佛道思想的存在。他诗文中的佛道思想凸显出他的佛道出世人格。
张春萍在《佛教对唐寅诗歌的影响》中从唐寅与佛教的关系及唐寅诗作的佛教思想入手，剖析其诗歌创作的思想内涵，认为佛教的“人生即苦”与“诸行无常”观念影响了唐寅的心态，禅宗的修行方式与教义促使唐寅建立了“及时享乐”的人生价值取向，佛教的仁义顺从与唐寅个性中谨小慎微的层面相契合，并非接受了佛教的全部思想,而是有所取舍与变异，主要是在文化上、乃至哲学层面上的认同，既皈依又戏谑的双重态度。因此，落花诗并不仅仅是伤情之作，特别是修改后的诗句，多次透露出唐寅罹祸后对功名富贵的全新理解，自有慷慨激烈的悲愤之情，并开始对人生无常心中了了，含有超脱旷达之意。[16]
王文钦在《唐寅思想初探》中结合《醉诗歌》一诗分析了唐寅的思想来源，认为唐寅的世界观虽然受了佛教的某些影响，但并不是唯一的影响，而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17]
二、已有研究的成绩、成就和不足、问题（抓住主要方面提炼）；
1、成就
学界已有的关于唐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论文与专著也有一定数量，其中基本上都对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有一定的涉及与探讨，大致从咏物伤春、怀才不遇、感逝年岁、追求个性与自由、疏离传统文人群体、受佛教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同时，有论者将唐寅诗作与同一时期沈周等人所作的落花诗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比较分析了不同诗人所作诗歌在内容、意象、主题、用韵等方面的不同，或将之与明清咏落花的诗人诗作进行纵向的对比，分析当时明清文人所共有的疏离心态。
2、不足
1）纵观目前关于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的研究成果来说，专文专章的研究并不多，仅盛诗澜先生《唐寅落花诗考》从内容、版本等问题上对此加以考证和研究。除此之外，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唐寅思想、文学成就时对《落花诗》有一定的提及，但未作版本分析与文本细读，导致部分研究者对落花诗的创作时间的误解，偏信一端而未加考证，因而引用失当。
2）目前学界关于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的研究多着眼于诗歌本身感性的咏怀内容而结合文本深入探讨处于转型时期唐寅内在思想的变化与这种变化对于诗歌创作本身的影响的研究较少。
3）关于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创作时间的研究
关于《和沈石田落花诗》的创作时间目前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据唐仲冕《唐伯虎轶事》中记载“唐子畏居桃花庵，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开时邀文徵明、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浃夕。有时大叫恸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寅和沈石田韵三十首。”[18]
据杨静盦编《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载，“明武宗正德二年丁卯（一五〇七），先生年三十八，筑桃花庵别业及梦墨亭。”[19]则唐寅《落花诗》应作于此后。
其二，文徵明小楷《落花诗》跋语：“弘治甲子之春，石田先生赋落花诗之诗篇，首以示壁。壁与友人徐昌榖，属而和之。是岁，壁计随南京谒太常卿吕公，又属而和之。先生益喜，又从而反和之。其篇皆十。而先生之篇累三十，皆不更宿而成。成益易，而语益工。其为篇益富，而不穷益奇。”有学者在《试论沈周、唐寅的<落花>组诗》中参考了陈正宏《沈周年谱》弘治十七年条诸考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提到：“弘治十七年春，七十八岁的沈周赋《落花》诗十首；自此以后，其弟子、友人纷起倡和。一时间,吟咏落花，令吴门诗坛热闹非常。”有学者依据文徵明跋语中未提及唐寅写和诗之事，对照唐寅诗与沈周诗用韵情况，推测唐寅《落花诗》三十首当是在读到沈周《落花诗》三十首之后而作。
在辽宁省博物馆藏本的唐伯虎诗作中，唐寅在自跋中说：“石田先生尝咏落花十篇，人情物态，曲尽无遗，而用意炼语，超越前辈……间以示予，读之累日，不能释手。顾予方被翳林樾，自付陈朽载。瞻飞英辞条，委厕有不撄怀者哉，勉步后尘，政不自知其丑也。暇日因书一过，并系小图寄兴。”杨仁恺先生据跋推断当写于和诗那年，即弘治十七年（一五O四），但盛诗澜先生认为这个推测是有待商榷的。[20]
但据杨静盦编《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载：“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甲子（一五〇四），先生年三十五歲，鬻文賣畫，以度其歲月，飲酒挾妓，以遣其生涯，後世遂謂為任誕不經。”未载此事。且“弘治甲子之春”为1504年，此时桃花庵尚未建成，则第一种说法与此矛盾。
综上，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应作于科举弊案（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己末一四九九年）后，弘治甲子年（一五〇四）沈石田创作落花诗之后。
4）有学者将唐寅创作《和沈石田落花诗》的时间与唐寅书法《落花诗册》的时间混淆。
据杨静盦编《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载：“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庚辰（一五二〇），先生年五十一岁，有落花图咏……见汪氏《珊瑚网》书录，题作‘落花图咏，吴郡唐寅’……下署‘正德庚辰，仲秋吉日，偶录落花诗，并画于上。’此即为集中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之前十章。”有学者据此条，误以为“落花诗”为唐寅晚年之作，而不知唐寅一生曾多次书写落花诗，每次所录诗作的数量不同，内容不同，书法风格也不尽相同。目前存中国美术馆藏本，辽宁省博物馆藏本，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藏本，苏州市博物馆藏本等多个版本，且内容字词存在一定的差异。
三、统观与前瞻
《和沈石田落花诗》约作于弘治十七年后，为沈周、徐祯卿、文徵明等人相互唱和落花诗的产物。此后唐寅多次将落花诗书写并入画，后世流传的“落花诗册”版本众多，可见其对于此作的重视。因此，对《和沈石田落花诗》进行文本细读与研究有助于了解、探索唐寅的文学创作价值、取向与科举弊案后唐寅的思想转变。
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诗作绝非简单体物、抒怀之作，而是作者内心思想转变的一次集中的体现，诗中已经能够看到唐寅整个人生后期思想观念受佛教思想影响产生的转变以及由此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诗作中，唐寅借佛家“诸法皆空”的思想，排解自身致仕不举的苦闷，尤以佛理阐释世态人情、众生百相与自我感悟。落花的意象不止在于自然物象的作用，而成为了唐寅修习佛义的一个载体，通过落花，唐寅参悟苦难，洞察人情，从而因花开悟。
四、选题涉及的研究成果
杨静盦编《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成集·第九辑》，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明)唐寅著《唐伯虎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6月第一版，据大道书局1925年版影印。
江兆申，《关于唐寅的研究》，故宫丛刊甲种，国立故宫博物院，1987年
徐楠，《试论沈周、唐寅的<落花>组诗》，《文艺研究》2007年第08期
文师华，《沈周与文徵明、徐祯卿、吕常、唐寅相互唱和的<落花诗>》，《中国韵文学刊》2012 年7 月
盛诗澜《唐寅落花诗考》，中国书法，2004第11期
张春萍，《佛教对唐寅诗歌的影响》，《青海师专学报》，2000年第4 期
王富鹏，魏建钦《论唐寅的佛道出世人格》，《韶关学院学报》2002 年第10期
梁文宁《明清文人的疏离心态及其意象载体》，《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王富鹏《论唐寅思想的多面性和整体性》，《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谢丹《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略论唐寅的桃花情结》，《龙岩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戴诚、沈剑文，《读唐寅咏花诗》，《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陆时红《从花的意象看唐寅复杂的人格内涵》，《艺海》，2010年第7期
钟虹《在诗歌中解读唐寅性格的矛盾体》，《時代文學 》， 2009年22期
谢丹《务达情性，不计工拙——试论唐寅诗歌艺术个性及其地位》，《时代文学》，2012年7月下半月
东方乔《居士佛教与居士词论略》，《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
白文固《明中后期的居士佛教初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孙植《唐寅与唐寅诗》，《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买艳霞《试论唐寅诗歌的主题取向》，《名作欣赏》，2010年23期
张春萍《论唐寅诗歌中的“畸人”特质》，《学术交流》，2000年第1期
王晓辉《唐寅生命意识的解读》，《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王晓辉《从潇洒适志到悲戚忧患——论明中叶吴中四才子之市民意识》，《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
王富鹏《论唐寅性格的女性化特征及成因》，《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周怡《略论唐寅》，《齐鲁艺苑》，1990 年第4 期
王文钦《唐寅思想初探》，《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周月亮《唐寅和晚明的浪漫思潮》，《读书》1987年12期
彭茵《狂放与悲凉交织的人生——唐寅的人生道路》，《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1期
谢丹《唐寅与明中叶学术思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李双华《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刘艳芬《诗家语言与佛家语言》，《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刘艳芬《诗歌意象与佛教意象关系略论》，《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
崔秀霞《徐祯卿吴中时期诗歌的意象系统与感伤化诗境》，《德州学院学报》，2010 年第3期
汪渊之《高启诗与“吴中四才子”诗之比较——兼论明初至明中叶吴中诗风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罗宗强《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个侧面》，《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
文献研究综述
蒲松龄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的《聊斋志异》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历来学者们对《聊斋》不乏研究，但是从周易的视角下进行研究的却十分少，几乎为零。我通过自己的阅读，选取了《聂小倩》这部短篇小说，准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周易的视角之下对其进行解读。我想从这个解读过程中，窥见周易对《聊斋》，对小说，甚至对文学的影响。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总结了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情况。
1、 对周易与文学的研究
关于周易与文学的研究，一般可以看作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的：一、周易所蕴含的文学性，包括文学思想、文学修辞、文学表现手法等，这是从周易出发去挖掘它的文学价值；二、周易与文学批评，主要是与《文心雕龙》的关系；三、周易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2、 运用周易解读小说的相关研究
我认为参照学者们运用周易解读其他小说的思路，对我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也是相当有帮助的。故我把学者们运用周易解读其他小说作品的文献列举于下，然后再总结他们进行研究时的思路，借以参考，可以帮助我少走弯路。
丁世忠的《金庸小说与<周易>》[21]主要从武功与周易、小说情节与周易、人物理想与周易的原理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的。杨菁的《用<周易>解读<围城>》[22]主要是运用周易的知识分析小说中人物名字和小说情节的关系。比如，她认为方鸿渐的名字来源于周易的渐卦，借助渐卦的卦爻辞分析方鸿渐的命运及小说情节的发展。杜正堂的《<红楼梦><易>象与原型》[23]将《易》象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借助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两者的相通性，从而论证《红楼梦》对周易的继承。
3、 对《聊斋志异》和周易的相关研究
这个角度的研究只找到了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的史少博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论<聊斋志异>与<周易>思维之交点》。她在哲学层面、思维层面对《聊斋志异》和《周易》做了一个细致的比较。她认为两者在思维上存在以下交点：一、在天人关系上观点的相通，她认为《聊斋志异》和《周易》在天人观上有其交点, 那就是顺天知命, 天人和谐；二、中正、诚信是二者思维共同之基点；三、弘扬人文主义精神是二者的思维共点。
从她的论述中，我受到启发，可以查找《聊斋志异》中与周易相关的篇目，并加以梳理。于是，我在《聊斋志异》中做了一个简单的检索，现在我将有代表性的篇目与周易的关系做一个简要分析，而其余的与周易相关的篇目将列于附录中。
《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与周易的关系大概有这么几种：一，借占卜进行批判：《占仙》《堪舆》《妖术》二，借占卜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占卜起到关键作用，若无占卜故事将不能继续：《珠儿》《老饕》《促织》；三，用占卜来引起故事《九山王》《刘海石》；四，用占卜预示情节的发展《钱卜巫》。这些例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论证用周易分析《聂小倩》的合理性。
关于蒲松龄与周易的研究情况，我也略做叙述，以方便下一步的研究。蒲松龄关于周易的相关著作一共有两部，《会天意》和《观象玩占》。据路大荒先生介绍，《观象玩占》是蒲松龄在李淳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的成果。而现在，这两部书均已亡佚，只留下了两部书的序，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会天意>序》[24]。在这篇序当中，蒲松龄详细叙述了他对占卜的态度以及对邵雍和李淳风的推崇，并表达了他的天命观。蒲松龄是笃信天人感应的, 他说“ 一念善, 即应景星庆云；一念恶, 即应飞流孛彗；一念喜, 即应和风甘雨；一念怒, 即应疾雷严霜。德之污隆, 政之成败,庆若抨鼓, 捷如发机。”这一点与《周易》的《系辞上》日“ 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 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出其言不善, 则千里之外违之, 况其迩者乎”是相通的。蒲松龄还是十分相信易道的，他说“顺逆迟速, 各有定数, 生克喜恶, 皆有常情”（《会天意序》）。“天运循环之数, 理固亦然” （《聊斋志异· 嫦娥》）, 即他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清, 都不能违背天数, 主张对待世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以防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根据这一部分材料，我们可以推测蒲松龄是十分了解周易的，他将周易的相关知识运用到小说的创作当中也是极有可能的。基于以上的判断，开展用周易解读《聂小倩》的工作具有了更加充分的可行性。
4、 对《聂小倩》的研究
由于选定的文本是《聂小倩》这部短篇小说，所以我想先对《聂小倩》的研究现状做一个总结。现有的对《聂小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故事的来源与传播；对《聂小倩》的改编，包括戏剧和影视作品；对文本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对文本进行艺术风格的分析；对文本叙事的研究。在这几方面中，与我的研究最相关的是《聂小倩》的叙事研究。因此我着重对这一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关于聂小倩叙事的分析与研究中，有三篇论文值得关注，他们分别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聂小倩>的叙事序列结构分析》[25]《<聂小倩>叙事语法分析》[26]及《表层悬疑与深层隐喻》[27]。
王艳的《中国古典文言小说<聂小倩>的叙事序列结构分析》引用普罗普对叙事作品结构的分析理论对文本进行分析。在这篇文章中值得我关注的是作者对《聂小倩》的叙事序列结构分析。作者运用叙事结构三种模式—树式结构、流程图、以及环形图的三种叙事结构对《聂小倩》这部小说进行详细分析。作者以宁采臣的选择为关键点，将整篇小说分成了五个关键情节，分别是：宁采臣面对聂小倩的诱惑（色相与金钱），宁采臣有两种选择——接受或拒绝。宁采臣选择拒绝，故事继续发展。第二个关键情节宁采臣得知危险向燕赤霞求助，同样面对两种可能，被接受或被拒绝，结果为被接受。宁采臣得以保命，故事继续。第三个关键情节，宁采臣面对聂小倩的求助同样有两种选择，作出承诺并信守承诺，或拒绝，违背承诺。宁采臣选择遵守承诺。故事得以继续。第四个关键情节，宁采臣携聂小倩回家是否为宁母所接受。此处有一小的反复，初不接受，后被接受。聂小倩终成宁妻。最后一个情节，宁采臣面对金华妖物的威胁能否获得生命安全，战胜金华妖物。最终宁采臣获得胜利。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
王平的《<聂小倩>叙事语法分析》从小说的主语与谓语入手对小说进行分析，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关于叙事程序的论述值得注意。作者认为小说的叙述程式为：改恶从善、生命复活、婚姻幸福、巩固完善。在文章最后，作者还列举了这种叙事模式在《聊斋志异》其它篇目中的应用。
何泽的《表层悬疑与深层隐喻》着重从叙事视角和叙事的技巧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所谓“悬疑” ,即作者会把故事的谜底有意识地泄露给读者,只瞒着故事中的人物。在这里读者预先知道将会发生或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只是不知道它们究竟如何发生,也不能将自己了解到的危险告诉故事的主公, 只能在一旁为角色深深地担忧。作者将从场景布置, 叙事角度两个层面来分析《聂小倩》的叙事技巧。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注意到了小说中的某些意象对后文情节的暗示性。这一点与我将要进行的分析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暗合性。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小说的叙事张力做了阐释。
从前面关于《聂小倩》研究的状况中，我得到启发，认为我的文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1、整篇小说的情节发展与损卦的卦爻辞演绎有极其相似的稳合性。这一部分主要是根据损卦的爻辞与《聂小倩》的整体情节发展做对比分析，并展开详细论述。之所以选择损卦，是根据邵雍的见怪起卦，见第一起卦原则，这篇小说名为《聂小倩》开篇却只写宁采臣，可谓是怪；小说的篇名与前三个字刚好是两位主人公的名字。因此运用象数的方法去探索作者留给我们的暗示。
2、上面是从整体上对小说的解读，现在再从不同情节之间的联系上进行举例，这些例子或是预示后文情节的发展，或是作为一种补充说明。
3、从小说中关于周易哲学思想角度展开讨论：（1）崇阳抑阴。小说开篇，聂小倩作为一个阴性角色是无法与阳性相抗衡的。按小说情节的发展，聂小倩慢慢的由阴转阳，所以后文当夜叉来找麻烦时，聂小倩无疑也能取得胜利。（2）交感。交感的原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宁采臣与聂小倩的最终结合，二是聂小倩的由鬼转变为人。宁采臣为至刚至阳，聂小倩为至阴至柔。
以上便是我进行文本细读的简要总结，有些叙述可能过于简略没能细致展开，以后的论文提纲中将会详细展开分析。
工作展望
鉴于上述对文献研究情况的综合分析，我认为运用周易解读《聂小倩》是完全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但是对于选题所上报的思路还应继续加以细化。我准备从以下方面继续进行相关研究工作：
1、 继续进行文本细读，结合周易从情节发展与周易的关系方面分析小说
2、 以象征为结合点，运用象数的知识分析文本
3、 在整个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去分析周易对文学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我认为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作者创作时思考过程）
附：
一、《聊斋志异》中明确提到占卜的篇目
《堪舆》、《促织》、《刘海石》、《老饕》、《钱卜巫》、《妖术》、《珠儿》、《九山王》、《王兰》、《清凤》、《胡氏》、《庚娘》、《阿霞》、《续黄粱》、《柳氏子》、《跳神》、《萧七》、《镜听》、《仙人岛》、《柳生》、《某乙》、《姚安》、《于去恶》、《云梦公主》、《刘夫人》、《真生》、《阿仙》、《素秋》、《黄英》、《大男》、《刘姓》、《姬生》。
《聊斋文集》中提到占卜的部分文章
《与王禹臣启文》、《与岳家亲启》、《为沈燕及请岳祖同订吉期小启》、《通启》、《邀孙学师饮东郭小笺》、《武定知州请奚林和尚启》、《代毕刺史祭刘少叅源长文》。
二、文献情况：
专著：
[1]张善文《周易与文学》［Ｍ］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2]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Ｍ］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3]刘刚纪等《易与美学》［Ｍ］辽宁：沈阳出版社1997.
[4]路大荒《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论文：
[1]王平. 《<聂小倩>叙事语法分析》[J].蒲松龄研究.2001,02:57-64.
[2]王艳. 《中国古典文言小说<聂小倩>的叙事序列结构分析》[J].剑南文学.2012,09:67.
[3]何泽. 《表层悬疑与深层隐喻》[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02:106-107.
[4]史少博. 《论<聊斋志异>与<周易>思维之交点》[J].蒲松龄研究.2002,03:45-48.
[5]史少博. 《论<聊斋志异>与<周易>思维之交点（续）》[J].蒲松龄研究.2002,04:62-67.
[6]程刚. 《<周易>影响文学的七个层次》[J].天府新论.2012,01:150-156.
[7] 李平.《<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J］.江海学刊.2004.02:159-223.
[8] 钟育南,王浩.《<周易>对中国文学创作思维的影响》［J］.中国市场.2006.32:72-78.
[9] 陈良运.《<周易>之道——创造之道》［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04:10-17.
[10] 杜贵晨.《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J］.齐鲁学刊.1997.05:8-13.
[11] 李剑锋.《<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J］.周易研究.2003.03:62-67.
[12] 丁世忠.《金庸小说与<周易>》［J］.周易研究.2004.04:35-37.
[13] 范正群.《<周易>对<林兰香>叙事艺术的影响》［J］.周易研究.2006.05:92-96.
[14] 杨菁.《用<周易>解读<围城>》［J］.社科纵横.2012.04:158-159.
[15] 杜正堂.《<红楼梦><易>象与原型》［J］.红楼梦学刊.1994.01:47-60.
论题涉及的相关研究状况和文献综述
本论文以唐寅《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为参考文本，通过文本细读，呈现该组诗的语言风貌、情感寄托和人文关怀，并从时代背景和诗人生命轨迹两个主要层面探究其文本特质的形成机制，再将其推之于唐寅诗歌总体创作的独特性。因论文本身的几个要点涉及内在逻辑关系，本文拟就唐寅人格及遭际对其创作的影响、时空背景与唐寅的诗歌创作、《花月吟》组诗三方面的研究现状分别进行评述，并从中挖掘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关于唐寅人格及遭际对其诗歌创作影响的研究
（一）研究状况
唐寅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造就了唐寅独特的性情人格，而这些性格因素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因此学界对于这方面的具体研究较为丰富。大体上看，这一类论文都谈及唐寅的人生经历、唐寅的性格特质以及这二者作用下唐寅的人生态度。
1、唐寅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孙植先生在《论唐寅诗的情志内容及其人格表现》（载《重庆大学学报》2004年第10卷第2期）一文中，详尽讲述了唐寅的生平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风格的演变，全景化地呈现了唐寅早年博取功名的求仕之路，碰壁之后的心灰意冷，寂寞独处时寄意于花鹤琴笛、清风明月的自我纾解，豪饮长醉的颓荡不羁，以及晚年“归好佛氏”的生活诉求，还谈及了野史中关于诗人狎妓风流的考辨。可谓内容盈实。与之相类似的论文还有李双华老师所写的《论唐寅的人生态度极其文化意义》（载《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王晓辉老师所著的《唐寅生命意识的解读》（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9卷第2期）等。
此外，吴国富先生特别关注唐寅在1499—1503年期间独自千里壮游，踏遍名山大川的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撰有《论唐寅适志人际交游的颓放性》（载《新余高专学报》2008年第13卷第2期）以及《旅游：唐寅适志人生观形成的契机》（载《韶关学院学报》2008年第29卷第4期）两文，主要论述唐寅在人际交游方面表现出的颓废性和放浪性的结合以及这种特质在其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2、唐寅性格特质对其创作的影响
张春萍老师在《论唐寅诗歌中的“畸人”特质》（载《学术交流》2000年第1期）一文中将唐寅的性格总结为“率性任情，不拘礼法”，“蔑视礼教，行止超俗”，“洞察世情，崇尚自由”，由此生发了“及时享乐”的人生观念，摒弃了儒家“心忧天下”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背离了传统的文人价值取向，以恣情纵乐为其生活方式与最终归宿。在这样的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唐寅的诗歌创作“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且多言人之所不敢言，“畸人”的特质一览无余。与该文持基本一致观点的论文还有谢丹老师所著的《唐寅狂放人格及其文学创作论析》（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3月第1期）、姚青群老师撰写的《唐寅诗表达的情志及其人格研究》等。另外，钟虹老师撰写的《在诗歌中解读唐寅性格的矛盾体》（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一文，着笔于诗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与尔虞我诈的官场之间的矛盾、独善其身的愿望与世态炎凉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归隐佛门的幻想与率性风流的性格之间的对立等，表现了诗人在无休无止的内心挣扎于徘徊中的创作理想和情感表达。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着眼于唐寅性格的历史传承及其与历代名士的对比。如谢丹老师在《论唐寅个性风格的历史传承》（载《名作欣赏》2010年第5期）一文中对比了唐寅与阮籍的任诞不羁，唐寅与李白的自负狂放，唐寅与三袁的率真性灵；王晓辉先生在《相似的执着，别样的歌吟——郑燮与唐寅生命意识之比较》（载《黑龙江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中对比了这穷且益坚，不够于俗的两位文学家在经历仕途坎坷后选择的不同艺术归隐之路，以及他们在相似的人生遭遇下所作出的不同人生抉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时红老师的《从花的意象看唐寅复杂的人格内涵》（载《文化视野》2007年第9期）一文，详尽记述了唐寅诗歌中“花”意象所承载的诗人人生之思和生命之叹，同时也通过“花”演绎了诗人内心的隐秘情感和内在精神。
（二）既有观点评述
综上，关于唐寅人格及遭际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这一论题，学界的研究成果还是非常丰富和全面的。有的以唐寅的人生轨迹为时间顺序，串联起其一生创作活动的历程及变化；也有的以其性格特质为统领，从不同的角度呈现诗人的多个侧面，使诗人的形象更加具体化，也为其诗歌特色追寻到了内在的源流；还有的以对比的形式，将唐寅与历代境况相似的名士作对比，既表露了一种性格理念的历史传承，又凸显了其时代新质和个体意义。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式和研究角度，为后继者更进一步地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略微有所欠缺的是，在现有的一些学术论文，对于文本本身的关注度比较低，大多是以个别诗句作为论题的印证，而非从文本出发，深入分析一字一句中作者寄托的情感和态度。而且，学者在征引诗句时的重复度很高，似乎论及一个相似的论点，就只能想到那几句诗，可见对于文本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涉及的层面也不够开阔。
二、时空背景对唐寅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研究现状
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基石，任何一个作者，任何一个作品，都无法脱离时空背景而独立存在。而唐寅身处一个变革的时代，一片富于生命力和动态的地域，这二者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当然引起了学界的一致关注。下面从“时”“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明中叶的时代风貌与其诗歌创作
冯军书先生在《试论明代中叶的世俗文化对唐寅的影响》（载《当代艺术》2005年第7期）一文谈及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对于人民思想意识的解放，从而影响到诗人的创作，他指出：“明代中叶，在手工业、商业繁盛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民文化与市民审美意识渐而生长，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封建道德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并真切地反映到了文艺作品里。”而“唐寅饱含血泪的一生，是明代资本主义新思潮与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斗争的浓缩，而他本人则是市民世俗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的积极实践者。”此外，谢丹老师在《唐寅与明中叶学术思潮》（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5卷第6期）一文中谈到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流变对于唐寅诗歌创作的影响，（1）以唐寅等人倡导的古文辞运动与前七子的复古运动相比对，分析其相通相异之处，强调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文人诗歌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凸显和性情才学的自由抒发；（2）分析唐寅对于阳明心学的继承与突破，肯定其在回归自我，复苏人性，张扬个性，肯定人欲等方面对于明中叶新思潮的直接推动作用；（3）阐述唐寅的诗文创作精神与唐宋派诗歌理论的协调一致性，诗人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传达出他对艺术与文学的见解，即“宣达自我性情，平易直白，不避俚俗，自由疏放。”
2、吴中地区的社会风貌与其诗歌创作
1、沈丽萍老师在《论唐寅诗歌与明代中叶吴地市民文化之关系》（载《文学界》2007年第6期）一文中论述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观点：（1）明代中叶吴地市民文化是唐寅诗歌创作的丰厚土壤。吴地商贸发达，市民阶级思想活跃，世风尚奢好游，吴中士人追求自由享受，民间文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对人生进行了新的思索，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开始觉醒。（2）唐寅诗歌是明代中叶吴地市民文化的风情画。唐寅的诗歌展现了吴地富裕尚奢的市民生活，摹写了明代中叶吴地士人的行为心态，表达了士人羡权贵只羡仙的人生理想，对世俗生活的诗意追求，以及纵情声色的人性张扬。此外，惠彬先生在《论唐寅诗歌的时代意义》（载《德州学院学报》2009年6月第25卷第3期）一文中也较为全面具体地探究了唐寅诗歌对于整个明代文坛甚至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二）既有观点评述
这一部分的研究我认为是比较到位的，既谈到了时代特质和地域特质以及思想流变对于唐寅创作的影响，也谈到了诗人糅合自己境遇所表现出的个体特征对于现实的反映和影响，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稍须补充的是，学者们在这一论题下侧重于唐寅市人身份的刻画和阐释，而忽略了其作为文人的艺术创造力。我认为之后的研究可以将唐寅的这两种身份做出更好的结合。
三、关于《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的研究
（一）研究状况
相较于落花诗、题画诗而言，《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算不得唐寅最富盛名的代表作，因而专门针对该文本的研究论文十分少见，又因其诗体本身为较为严格的格律诗，不似《桃花庵歌》一类的作品能显著体现明代诗风的新变化，因而在探究唐寅诗作的专著和论文中，《花月吟》也甚少被提及。就我所查阅到的资料来看，只有李金坤先生撰有《唐寅<花月吟>连珠体七律组诗论略》（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和《唐寅<花月吟>组诗的诗学意蕴及其价值发微》（载《辽东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两文，对《花月吟》组诗进行了专门且较为细致的探讨。
在《唐寅<花月吟>连珠体七律组诗论略》一文中，李金坤先生着重于对《花月吟》组诗进行文本细读，首先是介绍了“连珠体”这一诗歌样式的历史演变，阐述了唐寅《落花吟》虽效连珠，却饱含时代精神与个人性灵的创新之处。后文进一步分别对这十一首诗进行的注笺阐释，让读者能够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诗意和诗情。而在《唐寅<花月吟>组诗的诗学意蕴及其价值发微》一文中，李先生着意于探讨《花月吟》组诗的文学意义与诗学意义，他认为组诗将“花”、“月”、“就”三大意象元素完美交融，注入新的精神元素和审美内涵，构建了情韵别致的“唐氏精神家园”。此外，李先生也论述了唐寅在《花月吟》中表现出的审美思想和人生境界的三大主要成因，即（1）明阳心学思潮的影响；（2）诗人人生遭际的影响；（3）吴中诗派士风文风的影响。这对于勾连文本与诗人创作机制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除以上两篇专门研究《花月吟》组诗的论文外，一些谈及唐寅咏花诗，或是中国文学中“花”意象源流的文章中，也对《花月吟》有所提及。如，戴诚先生在《读唐寅咏花诗》一文中引《花月吟》其九探讨唐寅“友花”的具体内涵；又如，刘红军先生《黛玉葬花探源》（载《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4辑）一文中认为从《花月吟》中可以看出《葬花诗》的蛛丝马迹。
（二）既有观点评述
1.成就
对于《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文本本身较为通俗浅易，研究者不做过多赘述也是情理之中，但从简单的意象组合中挖掘多重的情感内涵，启发读者多角度感知诗人所营造的审美意境，对于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针对《花月吟》组诗文学、诗学意义的探究，将感性认识升华至理性研讨，指明了后继研究者的认知层面和关注领域。而对于《花月吟》中所体现出的唐寅诗歌创作特质的探讨，整合了时代、社会、作者生平等多方面的因素，有详有略，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角度，拓展了空间。
以其他研究方向为主题，兼论《花月吟》或是以《花月吟》为例证的一些理论研究，跳出了单一文本的束缚，在比较中展现了该组诗的文学特质、意义内涵以及文化传承。
2.不足
从上述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于《花月吟》的关注度较低，参与研究的学者较少，研究成果也比较贫乏。仅有的一些研究论文，或是将文本与其创作机制分割开来，或是以其作为某一整体研究的组成部分，没有形成单独完整的体系。从历时的角度而言，几乎没有人关注到这组作品在传承历代吟咏花月诗歌典雅性的同时，表现出来的其时代所独有的市民文学新质；从共识角度而言，也没有人谈及其与同时代花月诗的对比；从对于诗人本身的探求而言，亦没有人看到唐寅用这些传统意象构建的富于时代意义的精神家园。因此，对于《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的研究空间还很大。
四、总体研究评述及展望
上述各部分分别对《花月吟》组诗、唐寅人格及遭际对其创作的影响、时空背景与唐寅的诗歌创作三方面的研究现状做了简要的论述。针对现有研究成果文本层面缺失较为严重的状况，本论文着力将唐寅其人所蕴含的方方面面落实到《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这一具体文本之上，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为前人的研究成果找寻实质内容观照，同时挖掘语言本身作为情感载体的价值和意义，更重要的是，切合“文人诗境下的市人心境”这一论题，将唐寅的两种身份有机结合，找寻其相融相生的独特审美意蕴。
参考文献：
2、李金坤：《唐寅<花月吟>连珠体七律组诗论略》，《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2 年第6期
3、李金坤：《唐寅<花月吟>组诗的诗学意蕴及其价值发微》，《辽东学院学报》 2013年第1期
4、孙植：《论唐寅诗的情志内容及其人格表现》，《重庆大学学报》2004年 第10卷第2期
5、吴国富：《论唐寅适志人际交游的颓放性》，《新余高专学报》2008年第13卷 第2期
6、吴国富：《旅游：唐寅适志人生观形成的契机》，《韶关学院学报》2008年第 29卷第4期
7、张春萍：《论唐寅诗歌中的“畸人”特质》，《学术交流》2000年第1期
8、钟虹：《在诗歌中解读唐寅性格的矛盾体》，《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 期
9、谢丹：《论唐寅个性风格的历史传承》（，《名作欣赏》2010年第5期
10、王晓辉：《相似的执着，别样的歌吟——郑燮与唐寅生命意识之比较》，《黑龙 江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2期
11、陆时红：《从花的意象看唐寅复杂的人格内涵》，《文化视野》2007年第9期
12、冯军书：《试论明代中叶的世俗文化对唐寅的影响》，《当代艺术》2005年第 7期
13、谢丹：《唐寅与明中叶学术思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5卷第6 期
14、沈丽萍老师在《论唐寅诗歌与明代中叶吴地市民文化之关系》，《文学界》2007 年第6期
關於姜子牙形象演變的相关研究状况和文献综述
10级中国语言文学基地一班 1041043065 文若暄
姜子牙是《封神演义》中关键人物，小说中之子牙相较历史上之吕尚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梁章钜谓《封神演义》“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实则学界对《封神演义》的研究远逊于另二书。然子牙本身亦是历史上一极重要之人物，故长期以来不乏对《封神演义》之外的姜子牙的研究（或仅将《封》中的情节当做姜子牙研究的一个部分）。
人物的形成，必定是一动态过程，不可只关注其最终结果，同样应注意其流变轨迹，复落脚于结果上。因此关于姜子牙的形象演变的研究，大多也与予所拟题之《文王聘姜尚事迹演化考论》有丝缕关联，若将关注的相关研究状况的范围限定在“《封神演义》的姜子牙形象演变”或更狭小之“姜尚受聘事迹演变”，断不免坐井之诮矣。
再则，姜子牙形象的演化过程中，民间信仰因素的输入与民俗文化印记的叠加亦起极大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应该注意的。
一、统观之，对姜尚形象演变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累增型
此类论者认为姜尚的形象是层层累增逐渐丰富、完善的。概而论之，姜尚的道德不断完满，事迹的增加有文人与读者两方面的因素，神格化主要从魏晋开始，唐代被国家尊为武神，明代其官方地位被关羽所替代。
1、关于其性格塑造演变的研究
李秀萍、李亦辉的《姜子牙形象浅说》[28]认为《封神演义》特别凸显了道德品质，小说中的姜子牙形象具备前代姜子牙形象的各种特征，如隐忍待时、文韬武略、聪明睿智等，《封神演义》的作者尽力剔除姜子牙形象中的狡诈成分，将其塑造为一个忠厚长者。
2、关于事迹演变的研究
王雷生的《姜太公考》[29]认为姜太公出生显赫，是王季母太姜之姪逢公的孙子，武王正妃邑姜的亲兄，战国游说之士为自身出身低贱作辩解或为其政治主张鸣锣开道方造出太公种种不得志故事。
周博的《<封神演义>的成书及其在明清时期的传播研究》[30]引用《史记》张守节正义、《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中对子牙垂钓的解释，认为子牙垂钓先是海滨用直针钓，后是磻溪用曲钩钓，子牙垂钓的传说影响了以后的小说，演化之迹明显。
青岛大学李先超的硕士论文《<封神演义>对武王伐纣史实的若干改造研究》[31]认为对姜子牙发迹模式的幻想让文人们为他安排了起伏不平的人生和文人们期待的青云直上之路，小市民的平凡生活更增进了读者与人物形象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3、神格化过程
赵蕴《姜太公神话探析》[32]年认为太公遇武王、武王伐纣、太公遗著是古代姜太公神话衍生的三个基本原始素材；秦汉以前姜太公以人的形象出现；魏晋至隋唐以神的形象出现；宋元明清太公地位下降，明代的《封神演义》是太公神话的集大成者，也预示了它的结束。
刘庆《姜太公与中国古代战神崇拜》[33]指出在官方庙祭、民间信仰两个方面姜太公均有崇高地位，官方注重其功业，民间渲染其法力。这与太公在历史上的地位、个人素质以及古代兵学承传有关。
仝晰纲《宗教行为与姜太公神话的文化积淀》[34]和赵蕴的分期类似，但他认为太公的武神地位被关羽取代后，其神话便转入民间流传，并被神异文学吸收，这种变化跟民间宗教特别是道教有密切关系。
张爱良的《<封神演义>成书研究》[35]列举了唐代建太公庙，宋代学《太公兵法》（原文误作太史公）等事，认为从周到宋姜子牙皆是以正常人物身份出现，元代方由文学作品（《武王伐纣平话》）将其神化。
朱海滨《国家武神关羽明初兴起考——从姜子牙到关羽》[36]具体分析了姜太公、关羽地位的转换，姜太公在唐朝被赐予武成王的封号，与文宣王孔子规格相同，宋元时期关羽地位逐渐提高，到明初废武成王庙兴关羽庙，关羽慢慢取代了姜太公的武神地位。
李世武的《从鲁班和姜太公神格的形成看传说和仪式的关系——以民间工匠建房巫术为中心》[37]认为姜太公的神仙形象在汉代已经形成，元明清姜太公信仰在通俗文学的传播中染上了浓厚的道家色彩，种种传说最终构建了其神格——镇压鬼神的镇宅神仙。
（二）减削型
此类论者则认为为了迎合政府，姜尚形象中的勇武被弱化。
刘彦彦的《历史·政治·文学——姜子牙形象的演变和文化内涵》[38]认为《封神演义》为了顺应明代贬低姜子牙的社会政治潮流，对姜子牙进行了丑化，使其缺乏武勇又智谋平平，同时又将历史原型“师尚父”的功能拆分置换到黄飞虎的身上，基于统一思路，将此时期武神关云长的形貌、“过五关”业绩乃至心态纠结借给了黄飞虎。
（三）总结类
此类关于姜太公的综合评述性的论文有蒋波的《三十年来的姜太公研究》[39]，这是针对所有关于姜太公的论文的一个综述，分为关于姜太公故里的研究、姜太公思想研究、姜太公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研究、《六韬》及其相关部分等四部分。与我的论题相关的只有历史地位与影响中的“历史上姜太公被‘神化’的过程”的一小段，且并未囊括全部与神格化有关的论文。
二、姜子牙与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在随着《封神演义》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姜太公为道教仙人的形象逐渐被民众接受，衍生出一些地方性民间传说，如建房时在房上立“姜太公在此”的牌位、梁上书“太公在此，上梁大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祷辞。
李世武认为传说作为不断传承变异的散体叙事，仪式作为模式化的表演行为，皆出于人类某种深层次需要甚至是焦虑而存在的，有共同的信仰基础。它们之间之所以出现无法对应的情况，则是因为知识传承的断裂或其他文化观念的渗入。
杨宝顺、王玉慧的《姜子牙故里史迹考察》[40]记录了河南卫辉市有关子牙的史迹和民间传说，如太公消除水患的太公泉故事，子牙为人帮佣神鬼不敢侵犯的故事。
仝晰纲认为姜子牙神话在民间的传播与道教、武举有关。在姜子牙生活过的地方，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姜子牙还以捕鱼业、占卜业行业神的面目出现，其神话已积淀成了民风民俗。
李乔的《中国行业神研究》[41]通俗小说对行业神的形成产生影响，崇拜行业神的从业者大多文化程度低，容易相信；小说中的事迹具体，人物又往往历史上有据。《封神演义》中的人物被奉为神祇在民间是很普遍的现象，姜子牙被奉为驱邪之神、渔民之神。
三、既有观点评述
综合上述研究，姜太公形象演变的各个方面可说都有涉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金石文献与出土文献，如太公望表、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等。姜太公的研究同时亦推动了对《封神演义》、对齐地文化等的研究。
但总的来说，姜太公处在古史渺茫的商周易代之时，众多事件难以得到确切的证据，以上的研究中的很多问题也并未得到一个学界认可的答案。此外，众多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文本文献的整理方面，大多只立足一面，尚未有全面分析，且还有一些因挂漏相关文献材料而得出欠妥结论之处。一些专著或是学位论文，因其本身立足于整部小说的宏大结构，对细微处的考证便不甚重视，甚至得出的结论是互相龃龉、有一定问题的。对于姜子牙的民间信仰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风俗的表层，未有深入地分析。
三、展望和预期
鉴于此研究的成就和不足，笔者认为予所拟题之《文王聘姜尚事迹演化考论》尚有较大研究空间。首先，以笔者闻见所及，目前梳理姜子牙形象演变者，通常是最后落脚在《封神》上，尚未有人以《封神演义》为起点，立足文本来分析其中细节是何时形成的以及其背后的原因。其次，还有一些材料是以往研究者所未找到的，或是未有将所有材料进行综合利用者。再次，此问题对于《封神演义》整部小说的研究必有推动。笔者拟参考以上研究，复藉新的文献资料，拟从故事原型的流变与接受美学原理的角度，对《封神演义》中文王聘子牙一情节的创作手法与艺术构思及其原因、对民间信仰的影响试作探讨。
郑艳明论题涉及的相关研究状况和文献综述
1041043039 2010级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 郑艳明
闺阁，是女子的托身之所，隐喻了女子的生存空间，然而在传统的女性研究中闺阁往往作为一个实体的空间来被研究，强调的是闺阁作为一种空间限制对于女性主体的封锁，忽略了女性主体处于闺阁当中的生存空间意识。
一、综合来分析，对于闺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闺阁空间
（1）内向闺阁说
美国学者高彦颐认为女子的定位是内向的，他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通过宅院内部的空间分配来探讨女性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指出在明、清的上层人家中，离正门最远的房屋是被称作闺阁的地方。这一女子特性的向心理想，被其日常环境结构特别是房屋的布局所强化[42]。阿尔瓦多·塞梅多将女性闺阁比作圣域，女性闺阁从来没有向街道敞开的窗户。干活时，女性的场所是潮湿、阴暗的，休息时，她的闺阁则是被遮蔽和内向的[43]。
吴锦昌援引明代家训对于女子的要求，认为女性在这种受限制的空间里，没有自由思考的空间，也没有自主行动或是自力更生的能力[44]。
（2）铁闺阁说
林幸谦在《女性主体的祭奠》中引入了铁闺阁的概念，从传统宗法礼教秩序角度探讨闺阁对于女性的压抑，在“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和“夫者，妻之天也”的宗法伦理秩序下，男性成为“天”、“君”、“父”的中心象征，女性则被贬为他者，既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传统家庭在此构成“深闺固门”的铁闺阁[45]象征。
（3）闺阁的另一种解读
高彦颐认为闺房对于明清上层妇女的意义与其现代形象背道而驰。从闺房的位置看，闺房坐落大内之内，暗喻妇女在家庭地位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闺喻示妇女在天地人和谐、上下内外秩序分明的理想社会中的重要性[46]。这一观点与传统的对于闺阁形象的认识完全不同，使得闺阁形象更加丰富和具有完整性。
（二）闺阁教育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将视野投向闺阁教育，并由闺阁教育探讨闺阁女性的生存状态。柳洁挺在《闺阁书香——明代江南妇女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一文中认为女性教育在三个范围内进行：无形教育，它通过操练女性的闺阁和身体，反复灌输各种训诫和价值观，文化教育，指的是阅读和书写技巧及总体识字能力的获得，道德教育，指的是对于女性美德的培养。并且将闺阁教育概括为家庭教育、姆师闺塾教育、男女共塾和社会教化各类文本自学四种方式。
汪浔在《虚窗雅阁》一文中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来概括闺阁教育的内容。指出闺阁教育有助于精神与情感的寄托、气质与情感的陶冶，有利于家庭经济和子女教育。与之相反，吴锦昌在《明代女子教育的省思》中指出闺秀相对容易获得读书识字的机会，对于礼教典籍有可能深入钻研与悉心领会，受到的毒害不仅仅是礼教中粗的部分，而且极有可能是精细的部分。男权政治虽然对于所有类型的女性都同样有效，但要论到受礼教压制的深度，则当属于中上层社会的闺秀无疑。闺阁教育的双重性由此可以观之。
二、既有观点评述
（一）成就
通过上述观点，我们发现，长期以来学界不乏对于闺阁的研究，闺阁作为女子生活的隐蔽场所并没有被学者们忽视，许多学者关注到了闺阁作为女子重要的生存场所对于女子的影响，也关注到了女子在闺阁中的生活尤其是闺阁教育方面对于女性的塑造，台湾学者从家训上关注女性闺阁教育，细致地展现了闺阁教育的内容，美国学者以时代背景为前提，否定了用现代人的人权意识去衡量古代的方法，解构了传统的闺阁形象。通过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明清女子闺阁生活的一隅。学者们援引史料，多角度地分析闺阁生活的方式为进一步研究闺阁当中的女子空间意识提供了材料。
（二）不足
学界对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闺阁生活分析常集中在情感意识教育上，多从“情”的层面去分析，探讨杜丽娘身上情的觉醒。而对于《牡丹亭》的闺阁空间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人物形象，戏剧结构和语言层面。传统的“闺阁”研究多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闺阁作为实体对于女性的禁锢，虽然也有学者指出闺阁暗喻妇女在家庭地位中的重要性和喻示妇女在天地人和谐、上下内外秩序分明的理想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都无法摆脱闺阁作为实体的存在。仅从实体的角度观之，更多地关注到外界，比如家庭教育，闺塾教育对于女子闺阁生活的影响，忽略了作为闺阁主体的女子的心理层面。
三、展望和预期
鉴于上述的成就和不足，拓展的空间在于从《牡丹亭》中的闺阁话语出发，围绕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所处的闺阁空间、风物、进而关涉到家庭，探讨闺阁话语当中所表现的生存空间意识，同时对比花园意向，探究其中隐喻的空间意识的变化和情感的突变，不仅关注物理的空间，更关注女性主体，达到物与人的统一，通过贯穿剧中的闺阁话语，分析其中隐含的心理层面的变化，将闺阁女子的生活图景从物理和心理的双重层面来展现。
参考文献：
专著：
《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良，上海书店，1983年4月
《“闺阁”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高彦颐，《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8月
《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王永恩，2008年1月第一版（杜丽娘，人生自是有情痴）
《闺中吟·传统女性的精神自画像》邓永梅，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
《拂去尘埃·传统女性角色的文化巡礼》邓永梅，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比较戏剧学》周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10月
论文：
1．《闺阁书香_明代江南妇女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柳洁挺，硕士论文，2007
2．《虚窗雅阁》，汪浔，硕士论文，2012
3.《从杜丽娘形象看晚明闺阁女性情感意识的变革》 李大博 胡迪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
4.《鬼可虚情，人须实礼——杜丽娘形象的心理学分析》朱伟明 湖北大学学报，1992
5.《在闺阁文学和青楼文学的交叉坐标上——元杂剧妇女形象新论》 罗斯宁 中山大学学报2002
6.《女儿心性未分明——论杜丽娘形象的文化属性与女性属性》 陈晓清 固原师专学报 , 2003
7.《中国古典戏剧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发展——从崔莺莺到杜丽娘》网络财富 2008 张萍
8.《明清世情小说中女性在两种文化下的审美意蕴和生存价值》北方论丛 张向荣2005
9.《明代家训与女子教育》 吴锦昌 佛教慈济大学教育研究所
10.《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 高彦颐
论题涉及的相关研究状况和文献综述
胡雪儿 2010级文新学院中文基地班 1041043049
《三侠五义》作为公案侠义小说的典型代表，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对该书的研究真正取得了突破，不仅出现了对小说的产生源泉、演变轨迹、各时期特点以及文体形态等方面的整体性探讨，而且在作者生平、成书过程以及版本演变等领域也有新的进展。同时，着眼于该书的思想、艺术特征，以及人物塑造（比如清官形象）的论述也有不少。总体来看，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清官、侠士形象的历史流变，并借此尝试探讨《三侠五义》所反映的精神主旨与思想内蕴。这些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使对该书的研究在整个中国公案小说史的研究中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
本论文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开拓思维，深入探讨该书所反映的忠侠观念；同时，关注以往学者所没有挖掘的领域，即通过分析反面人物形象，借此把握和理解“忠”与“侠”的矛盾与合流，并希望能够弥补前人研究上的空白。以下分别就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做一点概括与总结：
一、研究现状
（一）对艺术特征的研究
1、叙事体制的争论
关于叙事体制的探讨，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三侠五义》承袭“说话艺术”，保留了话本小说某些文体特征。比如苗怀明先生《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与清代北京曲艺业的发展》（载《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纪德君先生《民间说唱与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都提出了《三侠五义》的叙事策略与说唱艺术中的“扣子”密切相关的说法，认为该书的悬念设置多由“扣子”所成。另一派则根据石派书说唱本与小说本《三侠五义》作比较，指出小说本体现了迥异于说唱艺术的叙事特色。比如韩国学者朴炫坤先生《说书体制对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反对前人提出小说情节“悬念”设置全由曲艺照搬而至的说法，认为小说本将曲艺“对话”方式用文人笔墨予以润饰，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叙事性。
2、叙事类型的争论
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三侠五义》中的“清官”已经退居于后台，真正的主角应该是侠客群体。比如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把该书定义为“侠文学”，并得到了不少后继研究者的支持。任翔先生《文学的另一道风景——清末民初小说研究》指出《三侠五义》预示了公案小说的衰落与消亡，使侠文学的发展在清末达到了顶峰。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提出“公案侠义小说”的定义以来，大多数学者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对“清官”与“侠士”结盟和情节模式展开深入的研究。比如纪德君先生的《清代说唱与公案侠义小说文体之生成》（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2期）以《三侠五义》为例，指出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是民间艺人发挥了传统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的题材优势，巧妙地将清官伸冤理枉与侠客抱打不平的故事融为一体，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下层民众的清官信仰与侠客崇拜心理。
（二）对思想主旨的研究
学界对忠侠观念的研究，一方面着重于探讨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及成因，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对这种合流的不同评价：
1、探究成因类
比如苗怀明先生的《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与清代中后期的大众文化心理》（载《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此文从读者接受的层面出发，认为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是对清代中后期大众文化心理的真实反映。同时，苗先生辩证地分析了清官与侠客的结盟的不平等性，指出这种方式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并结合一些具体作品，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侠形态发展的差异性，为忠与侠的合流寻找文本依据。此外，苗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开辟专章，对清代公案小说的演变成因进行论述。
再如李世新先生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的社会文化探源》（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1月第26卷第1期）。此文对合流的原因进行探讨，指出读者的审美心理是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内在推动力，而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则为二者的合流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2、分析评价类
对于“忠”与“侠”的合流，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1）阶级矛盾论。如南开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认为清官与侠客的结合，只是统治阶级为了调和社会矛盾而采取的手段。
（2）符合现实论。曹亦冰先生《侠义公案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张俊先生的著作《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陈平原先生的《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则认为“侠客投靠清官”这一情节模式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三）对人物塑造的研究
一般来说，“忠”与“侠”的合流最突出地体现在清官与侠士的结盟上，这也是学界在研究过程中普遍关注的问题。所谓清官与侠士，基本上都带有正面色彩，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二者的形象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1、对“清官”的研究
《三侠五义》中的清官主要是以包拯、颜查散等为代表，基本上因袭了以往包公案的写法，但依然有所创新。学界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胡适先生的《<三侠五义>序》中就明确指出，此书“竟没有一点神话的踪迹，这真可算是完全的‘人话化’”。这种“人话化”就体现在包公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供人瞻仰的神，而是一个人性化的清官。此外，姜畅先生在论文《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中也认同这一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更加突出表现了“忠”的作用。
2、对“侠客”的研究
对侠客形象的研究则更为丰富，比如吴小如先生的专著《古典小说漫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有一篇《说<三侠五义>》，专门分析我国古代的侠客传统，并对侠客形象的特征总结为“一、有血性，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二、言行深得人心，有群众基础；三、有超人武艺”。又如窦国强先生的《论<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世界》（载《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版）具体从生活环境、生存本领和道德追求三个方面，展示侠客们的群体特征，分析侠客们所具有的侠义传统和新的时代特征。
此外，宋巍先生的《论<三侠五义>中的侠客道德类型的差异性》（载《固原师专学报》2006年1月）将展昭、白玉堂与欧阳春分为三类不同的侠客，进而指出他们与清官的合作在方式、目的上也有所不同。
二、既有观点评述
1、成就
综上所述，对“忠”与“侠”合流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我们全面把握清代中后期公案侠义小说的成因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此外，对清官与侠客结盟这一情节模式的评价，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对于触发后继研究者的思考有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学界不乏对“清官”与“侠客”结盟这一情节模式的探讨，并且大多注重分析二者形象的历史嬗变及特征，以此来突出《三侠五义》中清官与侠士二者共同具备的忠侠观念。这种从历时角度分析人物形象的方法，既丰富了对侠客群体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把握和感知产生于清代中后期的公案侠义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创作特色。
2、不足
从上述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大多从社会背景和读者接受两方面分析成因，但是依然流于表面。事实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传统社会中精神统治的最高地位。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忠与侠之间的交融与错动，还需要从文化层面进行分析。同时，被官方宣扬的儒家精神与倡导“侠”的民间信仰，二者又是如何相互妥协、达到统一，这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此外，学界普遍把“忠”与“侠”的合流归结为清官与侠士的结盟。其中，大多选择以展昭、白玉堂、欧阳春等正面人物作为侠客群体的代表。事实上，在《三侠五义》中，不仅这些正面人物具有侠义精神，而且像飞叉太保钟雄这样的反面人物也应该归属于侠客们的“阵营”。因此，如果忽略了对反面人物的分析，那么就很容易造成研究范围偏于狭窄、结论以偏概全的弊病。
三、展望与预期
以上分别对思想主旨、艺术特征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做了简要的论述。之所以将这几个部分放在一文中分别述及，是因为本文将探讨《三侠五义》中反面人物身上的忠侠观念，把握和理解二者之间的交织与消长的情况。基于上述方面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此论题的拓展空间在于：
首先，论者从整体着眼，关注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传统——儒家精神对促成“忠”与“侠”合流而产生的影响，从而深入分析忠侠观念的成因情况。同时，借助文本的具体材料，论者将进一步分析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忠”与民间集体信仰的“侠”是如何达成妥协与融合。其次，忠侠观念不仅体现为清官与侠士的结盟，尤其是以展昭、白玉堂为代表的正面的侠客形象，而且在反面人物的身上也有所体现，飞叉太保钟雄就是其中的一员。长期以来，学界大多关注对《三侠五义》中正面人物形象的分析，论者希望通过这篇论文能够弥补这些不足。
在《论<三侠五义>中反面人物的书写维度——以钟雄为例分析忠侠观念的交织与消长》一文中，论者将反面人物所具有的忠侠观念进行探讨。若有不合理之处，还望研究者们批评指正。
四、参考文献
l 论文类
[1]苗怀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与清代北京曲艺业的发展[J]. 北京社会科学. 1998（2）
[2]纪德君.清代说唱与公案侠义小说文体之生成[J]. 明清小说研究. 2007（2）
[2]苗怀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与清代中后期的大众文化心理[J]. 通俗文学评论. 1998（4）
[3]朴炫坤.说书体制对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J]. 励耘学刊（文学卷）. 2010（2）
[4]李世新.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的社会文化探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1）
[5]姜畅.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2007（2）
[6]窦国强.论《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世界[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7
[7]宋巍.论《三侠五义》中的侠客道德类型的差异性. 固原师专学报. 2006（1）
l 专著类
[1]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任翔.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3]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苗怀明.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南开大学编辑部. 中国小说史简编[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7]张俊.清代小说史[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8]陈平原.小说史论集[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9]胡适.胡适文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0]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苏曼殊译诗研究综述
苏曼殊是清末著名翻译家，其诗歌翻译从数量到质量上对在中国近代翻译史都是一大开创，历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苏曼殊的诗歌翻译，以下从诗歌选择、译诗语言、译诗体式和译诗影响四个方面分别述之，并对其成果和不足进行评述。参考文献按时间先后，仅列有代表性的文章与论著。
一、四种研究角度概述
1.对外国诗歌的选择
多数研究者都极为关注苏曼殊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但这部分研究并不深入，多停留于资料的考证，翻译史实的梳理陈述方面。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则集中讨论了苏曼殊对拜伦、雪莱诗歌的译介和评价，同时分析了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对苏曼殊诗歌创作的影响。
在对拜伦诗歌的译介方面，有研究者注意到苏曼殊在日本的生活经历，通过史实的梳理作出推断，指出苏曼殊对拜伦的喜爱和译介，尤其是《哀希腊》《去国行》《赞大海》三首诗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日本盛行思潮的影响，又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较为全面地探究了苏曼殊对拜伦诗歌选择的多重必然性。
针对学界历来“文化启蒙主义”一元论价值观，在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翻译之外，有研究者强调苏曼殊对印度诗歌的译介之功。苏曼殊在翻译过程中，既有现实的、政治性的考虑，如对《乐苑》的翻译，援异邦亡国之音动国人怨悱警醒之心，但更重要地上是为了表达自己浪漫主义的艺术观，印度诗歌优美简洁的语言和细腻缠绵的情感表达根本上引发了苏曼殊对印度文学的兴趣和译介活动。选择有文学性的原作和对译文语言文学性的偏执充分体现其追求文本审美价值的翻译主张，同时，对印度文学的译介，也促进了近现代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形成。
2.译诗的语言特色
对于苏曼殊译诗的语言特色，研究者一致认为其语言典雅的同时，失之古奥、晦涩，不利于传播和接受。但也有研究者在承认这一特点的前提下，独树一帜，指出译语的晦涩正好体现翻译者翻译观念与同时代人之不同，由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转而追求传达诗歌的审美特性，标志着近代译诗从政治化模式向艺术化模式的转变和过渡。
3.译诗的体式
苏曼殊译诗出以古体，有研究者认为这种以旧体诗翻译外国诗歌的方式并不适宜；有研究者从分析《哀希腊》译诗文本入手，具体分析了古诗体式翻译外国诗歌的效果以及困难之处：
“到了苏曼殊手上，大概认为六行四音步的英文原诗，用中国的五言古体较合适，遂改为每节八行的古诗形态。” [47]
“以中文的五言译英诗的四音步，一行对一行，尚不难安排，但把原来的六行英文诗，译成八行中文诗，却需要巧妙地截长补短，尤其需要填衬得当。” [48]
研究者如柳无忌、丰华瞻，通过对《哀希腊》、《赞大海》等译诗文本与原诗的精细对照分析，阐明了苏曼殊在以古诗体式翻译外国诗歌中的进行的各种切割、填衬和增删，由此为苏曼殊译诗的审美特性和“神似”提供了具体而充分的例证，但同时也指出苏译诗过度“创造”和不忠实原文的部分。
4.译诗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苏曼殊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其清高、孤独、病态、感伤与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自成一脉。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最大贡献则是对拜伦、雪莱等浪漫派诗人诗歌的翻译。论者认为基于其固有的浪漫情怀、自由精神和天才感悟，苏曼殊的翻译实际是用别一种形式对拜伦的再创造，尤其以《拜伦诗选》为研究对象，突出强调了苏曼殊与拜伦精神上的契合。
另有论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了苏译诗歌对异国形象的构建。任认为苏曼殊之前的梁启超、马君武对拜伦形象的构建，是中国化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有助于整合和维护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信念，侧重于启蒙、宣传的社会效果，而苏曼殊笔下的拜伦则是他感性个体独创的形象，是乌托邦的形象，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而是一种个人期望的表达。
二、既有观点评述
1.成就
对于苏曼殊对《拜伦诗选》的译介以及对拜伦的评价，是历来研究者讨论的集中点，成就也较为明显。对拜伦诗歌翻译数量、翻译时间、翻译版本的考证，可以说已在已有资料之内做到了极致。
在翻译语言、体式等形式层面，已有论者通过对《哀希腊》《赞大海》等译诗详细的文本分析，阐明了苏译诗歌语言晦涩而古雅的特点，以及外国诗歌转化为传统诗歌体式在技术和审美层面的特点。
同时，苏译诗歌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启蒙影响也被多数研究者所论及，更有研究者从译诗和文学创作两方面考虑，推苏曼殊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始作俑者，较为深入地论证了苏曼殊与现代浪漫主义的血缘，为进一步研究开启了道路。
2.不足
首先，对苏译诗歌实证性的资料梳理过多，而对译诗本身的价值影响则缺乏有理论深度的分析讨论；
其次，历来研究者多集中在《哀希腊》《赞大海》两首诗的文本细读上，对其它译诗则几乎没有关注和研讨；细读的结果，往往是从技术和审美层面进行总结，缺乏宽广的论证视野和必要的思想深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苏曼殊对自由和爱情的推崇明显地反映在他对译诗的选择上，这不仅论证了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亲缘关系，更体现了他在近代文学和思想转型中的现代意识，这一点并未被研究者明确指出。同时，在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从文学传统到现实语境，都存在许多微妙的困境，这些困境皆具体体现在苏译诗歌对原诗的模拟或变异当中，很少有论者就这一点进行深入分析。
三、研究展望
基于前人研究的成果与不足，笔者意图从文学现代转型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苏曼殊翻译的两首小诗《熲熲赤墙靡》《去燕》的文本细读，剖析其翻译过程中对原诗情感的继承与变异，同时对“玫瑰”和“燕”两个核心意象的内涵进行阐述，继而深入下去，结合译者苏曼殊个人的身世经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从翻译行为和译者处境两个方面探讨文学现代转型所面临的微妙困境。
必须说明的是，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个宏大的话题，笔者试图从细处着笔，管窥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困境，使“现代转型”的论述落到具体的译者选择和翻译实践上，避免空谈的误区；但与此同时，又可能使研究视野失之偏狭，缺乏宽广的论证维度。鉴于个人能力有限，论文篇幅亦有限制，更全面和深入的研讨还有待其他研究者的参与和补充。
【参考文献】
【1】胡适：《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李霁野：《译诗小议》，《翻译通讯》，1984年7期。
【3】柳无忌：《苏曼殊与拜伦<哀希腊>诗——兼论各家中文译本》，《佛山师专学报》，1985年1期。
【4】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版。
【5】袁锦翔：《诗僧苏曼殊的译诗》，《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1期。
【6】丰华瞻：《试评苏曼殊译诗》，《中国翻译》，1989年1期。
【7】袁荻涌：《苏曼殊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邵通师专学报（社社会科学版），1993年2期。
【8】余杰：《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鲁迅研究》，1999年9期。
【9】杨联芬：《晚晴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廖七一：《现代诗歌翻译的“独行之士”——论苏曼殊译诗中的“晦”与价值取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1期。
【11】黄轶：《苏曼殊印度文学译介论》，《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1期。
【12】陈春香：《苏曼殊的外国诗歌翻译与日本》，《长江学术》，2008年4期。
[1]文师华，《沈周与文徵明、徐祯卿、吕常、唐寅相互唱和的<落花诗>》，《中国韵文学刊》2012 年7 月
[2]崔秀霞《徐祯卿吴中时期诗歌的意象系统与感伤化诗境》，《德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徐楠，《试论沈周、唐寅的<落花>组诗》，《文艺研究》2007年第08期
[4]盛诗澜《唐寅落花诗考》，中国书法，2004第11期
[5]戴诚、沈剑文，《读唐寅咏花诗》，《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6]王富鹏《论唐寅性格的女性化特征及成因》，《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7]买艳霞《试论唐寅诗歌的主题取向》，《名作欣赏》，2010年23期
[8]孙植《唐寅与唐寅诗》，《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9]王晓辉《从潇洒适志到悲戚忧患——论明中叶吴中四才子之市民意识》，《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
[10]罗宗强《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个侧面》，《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
[11]汪渊之《高启诗与“吴中四才子”诗之比较——兼论明初至明中叶吴中诗风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12]谢丹《唐寅与明中叶学术思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3]梁文宁《明清文人的疏离心态及其意象载体》，《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4]王富鹏《论唐寅思想的多面性和整体性》，《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5]王富鹏，魏建钦《论唐寅的佛道出世人格》，《韶关学院学报》2002 年第10期
[16]张春萍，《佛教对唐寅诗歌的影响》，《青海师专学报》，2000年第4 期
[17]王文钦《唐寅思想初探》，《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8](明)唐寅著《唐伯虎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6月第一版，据大道书局1925年版影印。
[19]杨静盦编《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成集·第九辑》，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20]盛诗澜《唐寅落花诗考》，中国书法，2004第11期
[21]丁世忠.《金庸小说与<周易>》［J］.周易研究.2004.04:35-37.
[22]杨菁.《用<周易>解读<围城>》［J］.社科纵横.2012.04:158-159.
[23]杜正堂.《<红楼梦><易>象与原型》［J］.红楼梦学刊.1994.01:47-60.
[24]《蒲松龄集》55页-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路大荒整理。
[25]王艳. 《中国古典文言小说<聂小倩>的叙事序列结构分析》[J].剑南文学.2012,09:67.
[26]王平. 《<聂小倩>叙事语法分析》[J].蒲松龄研究.2001,02:57-64.
[27]何泽. 《表层悬疑与深层隐喻》[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02:106-107.
[28]李秀萍、李亦辉，《姜子牙形象浅说》，《成人教育》2009年第7期，89-90页
[29]王雷生，《姜太公考》，《人文杂志》2000年第6期，107-112页
[30]周博，《封神演义》的成书及其在明清时期的传播研究，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0-11页
[31]李先超，《封神演义》对武王伐纣史实的若干改造研究，2012年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2-29页
[32]赵蕴《姜太公神话探析》，《姜太公新论》，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
[33]刘庆《姜太公与中国古代战神崇拜》，《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34]仝晰纲，《宗教行为与姜太公神话的文化积淀》，《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60-63页
[35]张爱良，《封神演义》成书研究，2011年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6-28页
[36]朱海滨，《国家武神关羽明初兴起考——从姜子牙到关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83-91页
[37]李世武，《从鲁班和姜太公神格的形成看传说和仪式的关系——以民间工匠建房巫术为中心》，《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142-144页
[38]刘彦彦，《历史·政治·文学——姜子牙形象的演变和文化内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110-116页
[39]蒋波，《三十年来的姜太公研究》，《管子学刊》2012年第4期，109-118页
[40]杨宝顺、王玉慧，《姜子牙故里史迹考察》，《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106-108页
[41]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20-23页
[42]﹝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57页。
[43]﹝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57页。
[44]吴锦昌《明代家训与女子教育》一文中认为女性教育发展的缓慢限制了女性自身的发展，延迟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45]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附录术语阐释，314页
[46]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
[47]林静华：《苏曼殊的拜伦之歌》，台湾《当代》杂志37期（1989年5月号）《西潮狂飙与五四文人专辑》，转引自余杰《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鲁迅研究》，1999年9期，第20页。
[48]柳无忌：《苏曼殊与拜伦<哀希腊>诗——兼论各家中文译本》，《佛山师专学报》，1985年1期，第14页。
选题：香草君子
——从蘅芜苑装设重审宝钗形象
对于《红楼梦》中薛宝钗与林黛玉的高下比较，读者历来争论不休。在普通读者甚至专业学者中也有倾向性较为明显的扬黛抑钗说。然而这些大多诉诸主观感觉而非客观求证的说法是否就代表了作者曹雪芹的真实意图？或许书中有种种蛛丝马迹乃至极为明显的证据可以让我们接近作者的愿意，却为许多人刻意忽略？本文试图从《红楼梦》对薛宝钗在大观园中的住处——蘅芜苑中的描写，辅以其他材料论据，重新审视宝钗形象。
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必然与他的内在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一本布局精心的小说中，更是可以成为人物外化的品格特性。我想从蘅芜苑的植物设置，联系中国古典文学中以《楚辞》为开端的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建筑史与建筑评论家诺伯舒尔茨在《场所精神》一书中的理论，再对比绛珠仙草作为林黛玉前世的意蕴，以及蘅芜苑香草与宝钗所服冷香丸的呼应等，来证明薛宝钗并非传统印象中世故圆融，冷情冷性虚伪有心计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的简单形象，更非作者所要贬抑的人物。
除此之外，我还想就蘅芜苑屋内“雪洞”一般的景象作一些探讨。有观点认为薛宝钗是因为事先知道贾母要来，故意撤去屋内一应陈设，在贾母面前塑造省俭的好形象，这也是本文所要反驳的观点。宝钗的素朴省俭绝非伪装，而且这种品质与看重宝钗的元春亦有相似之处。“雪洞一般”的住所可以说是我们理解宝钗品质特性而非置以偏见乃至一味批评的要素。
文献综述
曹雪芹，名霑，号雪芹，字梦阮。其所著《红楼梦》乃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部最伟大的小说。曹雪芹的曾祖父至叔父辈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一职达60年，因此曹雪芹得以在人生初年目睹体会到人间极致的富贵繁华。这是他写作描写贵族大家生活的《红楼梦》的重要基础。后家道中落，目睹世间炎凉，写下自称 这些都可以省去“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的《红楼梦》，创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十二金钗中的薛林二冠历来尤为读者喜爱，讨论甚多。许多读者认为林黛玉是诗性的，而薛宝钗是世俗的，显然认为黛玉高于宝钗。更有学者著文称黛玉有“清”之美，宝钗是“老”之实。然而这些论点大多诉诸主观感觉，却少有人对此作客观全面的考证研究。
文本立论的出发点是从蘅芜苑的种种装设来分析曹雪芹所要呈现的宝钗形象究竟是怎么样的，力图接近作者愿意，而少作个人好恶式的简单定论。这不仅需要联系文中涉及到的重点情节以及与此交织的有关人物形象的其他证据细节，更理当将人物置于当时社会的文化礼教背景下，以合理我们的论点和论述。那种将小说与人物架空，无视历史环境，因循偏见，单凭主观的分析甚或臆测，用当今的价值观去理解所谓“历史”中的人物，是绝对不可取的。
请仔细看看发给你们的文献综述样本好不好？没有对研究成果的综观？所引观点请对应列出成果及撰人？
对大观园蘅芜苑的有关描写的引用和分析历来就存在于对薛宝钗这个人物形象的探索，学界有人从“蘅芜”二字的最早来历出处进行研究：
薛宝钗住蘅芜苑, 李纨因而为之题别号“蘅芜君”: 这显示曹雪芹构思中蘅芜苑的背景及自然环境都与薛宝钗密切相关。“蘅芜” 典出晋代王嘉《拾遗记》卷五《前汉书》所记汉武帝与李夫人故事:
( 汉武) 帝息于延凉室, 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 起, 而香气犹著衣枕, 历月不歇。
“蘅芜”系香草杜蘅和蘼芜的合称, 李夫人授汉武帝的“蘅芜之香” 应即由此香草提炼之名香。可见“蘅芜君”之称或有将薛宝钗比为帝王后妃之意。薛宝钗雍容华贵, 如有可能选入宫中, 则凭其智慧 机谋, 以其顽强地追求现实功利的精神和随时俯仰的处世方式,必 无坚不摧, 无攻不克, 元稹《莺莺传》所谓“使遇合富贵, 乘宠娇, 不 为云为雨, 则为蛟为螭, 吾不知其变化矣”。然不可知的命运将她摒 拒于皇宫之外; 送进了荣国府内大观园的蘅芜苑中。
从蘅芜苑诸香草与《楚辞》的对应进行研究，则：
宝钗居住的蘅芜苑的外在特征是“ 蘅芷清芬” 、 “蘅芜满静苑” 。 以蘅芜为代表的香草遍布院落。 第 17回宝玉 对 “蘅芜苑” 中各种香草的认识是: “这些之中也有藤萝薛荔。 那香的是杜若，衡芜, 那一种大约是差兰, 这 一种大约是清葛, 那一种是金姜草, 这一种是玉落藤, 红的自然是紫芸, 绿的定是青芷” 。 这些香草如宝玉所说 , 多次出现在屈原的 《离骚》之中. 如 “杂申椒与菌桂兮, 岂维纫夫慈宦” 、“ 畦留夷与揭车兮, 杂杜薪与芳芷” , “ 揽木根以结宦兮, 贯薛荔之落蕊” 。 屈原用这些香草“ 依诗取兴” 、 “以配忠贞” , 来象征贤德君子高洁的美德和杰出的才能。从总体上看，宝钗的品行确实具有古代青衿贤士和谦谦君子的风范。
亦有从植物学角度考察蘅芜苑的花草，然而不涉及人物形象的关联和分析，故不在此列出。
除了院外花草，蘅芜苑内“雪洞一般的”景象也为人讨论甚多。一些研究者认为此处不仅昭示了宝钗简朴素净的品格，也可现实她和贾母的关系和贾母对她的真正态度，甚至还有文章指出蘅芜苑过分的素朴是宝钗刻意造成，以讨贾母欢心，认为其为人虚伪而工于心计。
“薛宝钗本来应该是很自信的，估计贾母进了她屋子以后，会表扬她的俭朴素淡，所有人都在等待贾母的反应，薛宝钗当然更有特别的期待。但结果怎么样呢？万万没想到的是，贾母一看以后，竟然非常不高兴……娘儿俩以为雪洞般的屋子绝对能胜出，这不就把其他小姐比下去了嘛，尤其把林黛玉就比下去了，这多勤俭，多朴素，多贞静，多老实啊！没有想到，贾母这个时候会发这么大的火。”
有台湾学者在以冷香丸为研究中心的文章中从“蘅芜苑与冷香丸的平行同构”角度展开论述，着力探讨了石、草和蘅芜苑内部场景，“宝钗的内心已然被石块般冰冷坚硬的重重礼教所封闭，取而代之的石皮里阳秋的深沉世故，以致外人必须曲折转进，才能一窥堂奥。”“显然曹雪芹为蘅芜苑所设计的景致，乃是综合了松柏橙橘、梅兰竹菊之各种优点的总体结晶，可以说是道德气节最全面、最高度的象征性展现，恰恰呼应了第五回《红楼梦曲》中“山中高士晶莹雪”的曲丈。“蘅芜苑冷香丸平行同构的現象与意蕴己大致全幅朗现。”“就’成长’的角度来看,正具現了宝钗的人格发展中,由自然之质往德性之路超升的过程与结果。”
你这样做文献研究综述吗？
综上所述，关于蘅芜苑与薛宝钗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蘅芜苑山石玲珑，香草纷披的外景与“雪洞一般”的内景，象征了宝钗美好的人格品质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洁情操。
异草仙藤的描写是曹雪芹为了突出薛宝钗攀援和功利主义性格特征的手法，“蘅芜君”这个称号具有负面的象征意义。同时苍翠阴冷的院落与雪洞一般的屋内都在昭示着薛宝钗内心的冷酷、工于心计。
蘅芜苑彰显的并非宝钗生来的天性，而是在表明封建礼教对人压迫和改造的结果，是古代女性成长仪式的展示之一。
现有的研究成绩、成就在上文中已提到，其中尤以台湾学者欧丽娟的考证最为细致、客观，将人物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切实的考证，所提出的“女性成长的’通过仪式’”一论在我所查阅的有关资料中尚属首见。
然而总体来说，种种研究的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如将人物架空来讨论，简单地用当今的价值观念对其进行评价，而非放在人物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或者有不符合逻辑的厚此薄彼的现象，譬如说何以林黛玉所住潇湘馆的竹子芭蕉梨花就是对其人格特性的肯定，而蘅芜苑象征意义明显的纷披香草就暗含贬抑？再如，最是善解人意，最会揣度人心的宝钗会不知贾母的喜好而故意将屋子布置得犯了贾母的忌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另外，在对观点的求证当中，也存在孤立看待论据的问题，未有联系全篇中的其它细节，因而失之偏颇。
这是在现有研究中存的问题。除此之外，虽然蘅芜苑与薛宝钗的关系散见于各种论文中，但将二者作更集中而又全面深入的研究并未有见。而这也是我在论文中想要努力的方向，通过细读文本，将研究范围定在《红楼梦》前八十回，？如何细读？以蘅芜苑为中心辐射，探讨薛宝钗真正的人格形成与价值。在研究中，未避免前人研究的问题，我想还原真实的历史细节与价值观念，立足文本，对过往研究中的不合理解释予以推翻。
倒是有些想法，但如何落实？文献综述请重新做
关于薛宝钗的研究成果远不止这些吧？
参考文献：
1.欧丽娟：《“冷香丸”新解——简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称补之思考模式》，《台大中文学报》，2002年6月第16期
2.刘心武：《雪洞之谜》，《青年文学》2008年第1期
3.时秀静：《<红楼梦>的环境描写》《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9月
4.杨子彦：《论<红楼梦中的“清”、“老”之美>》，《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1辑
5.杜瑾焕：《<红楼梦>中的诗性世界图景》，《名作欣赏》
6.郭浩：《度言外之意 听弦外之音 —贾母与宝钗关系探微》，《辽东大学学报》，2008年2月
7.俞晓红：《<红楼梦>花园意象解读》，《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
8.黄怡：《传统居住环境与古典文化的互动》，《同济大学学报》
9.曲文君：《薛宝钗别号“蘅芜君”意蕴考索》，《淄博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10.朱淡文：《薛宝钗形象探源》，《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三辑
11.王蒙：《红楼启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